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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爱逛按摩店,一分钱邮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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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爱逛按摩店,一分钱邮票的记忆

1967年8月,远在四川的我收到了父亲从新疆寄来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160元路费,父亲让我们母子三人来新疆兵团。那年我7岁,哥哥10岁,我们兄弟年纪小,不懂事,来疆的一切手续都是由我母亲操持。

我的父亲是1965年从东北某部队集体转业来疆工作的一名转业干部,在部队时就是一名卫生员,来兵团后仍然从事医务工作。因为父亲是“少白头”,他从一名连队的卫生员成长为团部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直至退休,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白毛”医生。父亲转业时,母亲放弃了在四川老家钢铁厂的工作,随父亲一起来到了新疆兵团农二师三十四团。1970年,我们全家又从三十四团整连队建制搬迁到了三十一团。

(通讯员 胡俊建 张成刚)4月11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乌鲁克垦区检察院收到一封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的感谢信,揭开了乌鲁克垦区检察院干警王攀在去年入冬期间助人为乐的感人事迹。

前段时间看了真实故事计划里的一篇文章“爱逛按摩店的老年人”,就想起我的父亲,他就是爱逛按摩店的老年人。去年6月他检查出得了晚期肺癌,直到现在反反复复已经住了四次院,因为身体健康不允许,他再也没有逛过按摩店了。以前他没生病的时候,每周要去两次。

母亲没有文化,找村里有文化的人给父亲写了封回信,告诉父亲我们母子三人打算把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再去新疆兵团。回信写好后,母亲独自去邮局发信。那时的邮资是1角钱,由一张八分和两张一分的邮票组成。三张邮票大小差不多,颜色也相似,母亲就思量着如何节约的问题,就将一张一分钱的邮票贴到了信封上。信寄出后,母亲回家专心等待父亲的回信,我和哥哥也整日坐在家门口,天天巴望着邮差的到来。

父亲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不论病人是谁,他都会一视同仁,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在团场工作的40多年里,父亲用他那忠厚、质朴的情怀,诠释了一名普通兵团人在兵团的奋斗人生。

提起感谢信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去年说起。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红堡镇小泉村村民曹会中,看到这些年来家乡的村民到新疆拾花挣了不少钱,于是去年9月也带着母亲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三团19连参加拾花。

      这是我在医院偷拍的: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直到第三个月,母亲才收到一封信,不过却不是父亲的回信,而是一封写有“此信封没贴够邮票,退回原处”字样的退信。这封被退回的信让母亲心如刀绞,她一方面恼恨自己没文化,一方面担心远在新疆兵团的父亲。也许是因为父母生活在一起太久的原因,他们之间太了解对方了。没有收到母亲回信的父亲很快托人带话,让我们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后速来新疆兵团。父亲还担心我们路上的安全,让我们最好找上一个同路人做伴。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非常忙,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有病人他都会随叫随到,还经常下连队去出诊。那时的团部与连队之间没有通连公路,只有坑坑洼洼的牛车路,所谓的交通工具,也就是一辆破烂的自行车。

去年11月下旬拾花结束后,曹会中领了几千元拾花费怕路上携带不安全,身上留下800元现金计划路上用,将其余的钱寄回了老家。原本计划11月24日坐车返乡,可谁知11月23日晚母亲感冒发烧,第二天没有登上返程的班车。曹会中只好带母亲到旅社住下,等母亲病好些再走。母子俩在旅社每天吃住要花100多元,4天下来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了。一起来的村民都返乡了,一时也联系不上,曹会中一筹莫展,母子俩被困在了旅社。11月27日晚,乌鲁克垦区检察院干警王攀到旅社办事时,遇到曹会中母子在旅社大厅一角里唉声叹气,便上前询问。得知曹会中母子的遭遇后,王攀慷慨解囊,伸手相助,当即为曹会中母子付清了房费,并联系班车。11月28日一大早,王攀赶到旅社,将曹会中母子送上返程的班车,曹会中母亲流着激动的泪水,拉着王攀的手连声道谢:“谢谢好人,让我们度过了难关。”

我母亲在1979年7月自杀身亡,那时我父亲四十一岁不到,我哥哥十一岁不到,我九岁不到,我弟没满七岁。为了养活一大家子,父亲就辞职下海经商。

母亲收到捎话后,喜出望外,迅速将我们老家的房子卖掉,约有50来块钱。准备出发前,母亲严格按照父亲的要求,找了一个本村的同行人。这个人打算去乌鲁木齐找工作,但没有路费。为了答应做我们“同行人”的条件,他要求我们借他几十元钱。母亲就把卖房子的钱借给了这个“同行人”。在“同行人”带领下,我们母子三人挤上了到新疆的火车。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父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距离团部5公里的3连,有一个妇女要生孩子。父亲二话不说,推上自行车就消失在了黑夜里,等父亲转回家时,天已放亮。看到一瘸一拐、混身沾满泥水和汗水的父亲时,母亲心疼地嗔怪父亲说:这么多医生,为啥每次都是你去出诊?父亲却平静地说,没关系,人家来找我,说明他们信任我,昨天晚上幸好我去得及时,人家母子都平安。

曹会中回到甘肃老家4个多月了,想起在新疆时乌鲁克检察院干警王攀在旅社相助的那一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不能让好人隐姓埋名。于是就向乌鲁克垦区检察院写了一封表扬信,感谢这位做了好事、大家都不知道姓名的好干警。就这样,一封感谢信背后的感人故事就这样被揭开了。

过了大概几年,父亲就带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回来,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笑起来脸颊边还有两个梨涡,非常可爱。彼时我父亲的年纪比她父亲的年纪还大,她只比我哥大八岁。那时候父亲做生意赚了一些钱,所以我的祖父母和哥哥认为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找一个老头子,肯定是为了他的钱。虽然那时候父亲并不是很老,五十不到,顶多算个中年人,而且那时的父亲英俊潇洒,衣着考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祖父母每天对她没有好脸色。我却跟她很合得来,因为她每天做饭洗衣服,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去世后,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在干,还每天帮我梳长辫,我的头发又多又粗又长,在当时那个年纪,整理头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也没有人想起应要把我的头发剪短。祖父母本来就封建,重男轻女,儿女孙辈加起来二十几个,自然会忽视这些细节。他们全部的心思主要都放在我父亲这个鳏夫长子身上。

母亲为了省钱,没有给我买票。那时候刚好赶上红卫兵串连,我睡在货架上,哥哥则睡在座位底下。经过几天的颠簸后,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乌鲁木齐,那个“同行人”一下火车就没有身影了,更不要说还我们钱的事情了。母亲拉着我和哥哥,扛着大包小包,一路问询来到乌鲁木齐市汽车站。那时的班车少,母亲的钱被“同行人”骗走后已所剩无几,11月份的新疆很冷,我们母子三人住不起旅社,只有在候车室里偎依在一起取暖。五天后,母亲病了,不吃不喝,我们兄妹哭天无路,入地无门。周围候车的人看我们实在可怜,就买来感冒药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总算好些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家中闲聊,母亲调侃着告诉我们说:你父亲命大!不明事理的我们好奇的追问,母亲长叹一口气——有一次父亲去出诊,在过塔里木河的时候,因为河水太急,当小卡盆(当时的一种过河工具)行至河中间时,湍急的河水一下子把卡盆打翻了,情急之下,不会游泳的父亲一把抓住了侧翻的卡盆边缘,在水里不停地翻腾后,被划卡盆的人给救了起来。听到这个故事,我们感到一阵阵后怕,父亲却笑笑说,没关系,我命大,话又说回来,还真的要感谢救我的那个人,要不我就真的没命了。

虽然祖父母极力反对这件事,父亲照样我行我素,让这个女孩子住在家里。我祖母想尽办法想赶走她,每天在家里指桑骂槐,甚至不惜怂恿邻居帮忙。邻居就跟我们说后妈怎么的坏,会虐待我们等等。弟弟还小不懂事,我想恨她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因为她实在太可爱了,人又勤劳,并没有白雪公主后母的歹毒心肠,也没有给我们吃有毒的苹果。哥哥虽然心里反对,但他怕父亲怕得要死,加上年纪还小,根本不敢做声。这样又过了半年,两个人的感情依然很好,就去照了结婚照准备结婚了。结果祖父母知道了每天在家里骂,什么婊子啊,不要脸啦,什么难听的话都骂的出。那个女孩子我们叫她罗姨,就受不了我祖父母的折磨,经常跑回家去,又多次被父亲接回来。来来回回又折腾了几个月,这时候父亲的生意又亏了本。后来冷静下来想想还是算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跟着他不合适,别耽误人家了。最后没办法把哥哥集了多年的邮票,卖了一笔钱,作为分手费给了罗姨,把她打发回了老家浏阳。失去了集邮册,哥哥难过了好长时间。父亲就许诺,等将来有钱了就帮他赎回邮册。那时的哥哥是个懵懂少年,他经常跟我们说,“老舍说的‘集邮增长知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堆着笑,好像很快乐的。我们都以为是开玩笑,因为他并没有什么知识,留级都留了三次,本来比我高两年级,后来居然比我低一年级,所以并不相信他说的。有一次我到邮局去寄信,居然发现墙上面贴了这句话。所以我就坚信集邮增长知识,到底增长什么知识我并不清楚。我只是相信老舍,因为在语文课本学过他写的文章。没有了邮票,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哥哥脸上出现那种快乐的表情了。父亲一直没有兑现他的诺言,虽然后来做生意也赚了钱。他也再也没有集过邮了。等我到了现在,才明白过来,人只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才是快乐的,那时集邮的哥哥是我认识他四十几年里见过的最开心的样子。

我们整整在乌鲁木齐市汽车站等了半个月,才盼到了去农五师的班车。从乌鲁木齐到博乐,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班车。到了博乐后,父亲所在的连队是七连,距离团部还有十几公里路,途中要经过一大片苇湖,听说里面有狼。母亲还在病中,我们兄妹胆小,还有一大堆行李要扛。可喜的是,正在我们再次为难的时候,父亲连队的事务长来团部领工资。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母子三人终于找到了父亲。

母亲没有文化,一直从事着农业第一线的工作,可母亲却从来没有因为家里事而耽误父亲的工作。我们小的时候,塔里木河水很大,每年夏天团场都要抽人到尉犁县东河滩去堵坝。那一年,母亲刚生了弟弟,因为没有奶水,父亲每天都要去奶牛场打牛奶,而就在这时候,父亲又接到去东河滩堵坝的任务。为了不影响工作,父母商量后,只好让上小学二年级的妹妹休学在家,为弟弟打牛奶。记得有一次,团部附近的奶牛场打不上牛奶了,为了不让弟弟挨饿,母亲让从未离开过家的妹妹,搭班车到远离团部十几公里远的二连去托人打牛奶。天快黑时,妹妹提着五公斤重的牛奶回到家中,母亲拉着妹妹的手伤心痛哭,却没有托人捎信让父亲回来照顾。

到了1988年,父亲做生意有了起色,赚了一些钱,就把家里的旧房子拆了,新盖一栋三层楼。下半年父亲又跑到外面做生意去了,这一去就去了大半年,直到1989年6月3号晚上才回来。还带回来很多学生游行的照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的。第2天就爆发了著名的“六四”学潮事件。原来父亲跑到北京去了,还告诉我们,他在天安门广场演讲的事情。当时我正在读高一,也跟着同学和老师去游行,挥手振臂,喊着口号“打倒贪污”什么的,有一个男同学在游行过程中被别人踩丢了一只拖鞋,因为人实在太多,鞋子没有找到,只好一只脚光脚,一只脚穿着鞋,因为当时天气热,地面温度高,赤脚走路实在不舒服,也就顾不了许多。一大帮人游到了株洲市政府,口干舌燥站在台下,台上有代表和市政府的领导在谈判,谈什么,我并不知道。没多久又觉得无聊,大家就一哄而散了。觉得毫无意义,我当时其实是被一个要好的同学用激将法激去的。我本来不去,也并不热衷于参加什么集体活动,当年的我是个孤辟的少年,跟同学也不合群,有交流的也就两个。其中一个关系好的同学周芳就说,你不去就不爱国,我有点看不起你。我一听自尊心受不了了,什么?我不爱国?还看不起我。去就去呗,又不要命。我就答应去,用行动证明我爱国的,免得她瞧不起我。虽然我并不知道怎样爱国,在那时候,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就想原来参加游行就是爱国呀。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爱国,虽然我是爱国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行动去爱国。

从8月收到来信到12月进疆,母亲与父亲不知道忍受了多少思念和煎熬。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与母亲当时见面的情景,父亲当时一把从母亲身上接过了行李,带着我们向一处"地窝子"走去。路上,父亲偷偷背过脸抹了几次眼泪,母亲则是一脸的喜悦。以后的日子虽苦,倒也甜蜜,那个“一分钱邮票”的故事,则成为我对那个年代最为深刻的记忆,同时也成为了父母相守一生的甜蜜回忆。

如今,父母亲已经光荣退休,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我始终铭记父母的教诲:做人一定要诚实厚道,做事一定要踏实,一定要学会自立,不要给领导找麻烦。这些朴实无华的为人之理做人之道,让我们做儿女的受用终身,也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是兵团人的后代。

“六四”学潮平息几个月后,父亲就收到了一封来信,从北京外国语学校寄来的,内容全部是英文,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几页纸,只有信封上面的地址是中文。父亲没有学过英文,而我当时正读初中,那时的英语水平,让我只看懂了开头的Dear xx。父亲就让我带到学校给英语老师翻译。

我还记得当时的英语老师是朱老师,三十来岁,为人很和气。当我把那一封厚厚的信交给他的时候,心情非常的忐忑。怕老师拒绝,又怕老师翻译不了!朱老师接过信,随便看了一下,说这是一封情书。我害羞极了,很不好意思,嘴里支支吾吾的解释,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朱老师也没在意,只说白天没有时间,要上课,晚上帮我翻译。第二天老师就把原信和翻译件给了我,还说,这信是写给你哥哥的吧?信中人21岁,是北外的女大学生,她很爱很爱你哥哥。我真的是尴尬极了,也不晓得怎么解释,不敢告诉老师,信是写给我父亲的,那时的父亲已经年过五十了。我接过信,谢谢老师就跑了。回家后,把信交给了父亲。以后再也没有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信件。此后的很长时间,约有几年,父亲都没有去过北京。北外女大学生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父亲从北京回来没多久,又跑去广州做生意,不久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回家,个高,衣着时尚,不知怎么见到她觉得有点压力,用现在的话说,她的气场较强,有女强人的派头。更有意思的是,她来了我家里巡视一番,楼上楼下转个遍,只是看房子和摆设,并不拿正眼瞧我们三兄妹。后来又来过几次,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父亲在广州买一套非常时髦的套裙给她,因为码子小了她穿不了,在当时的情况,裙子要换就得坐火车去广州,还不一定有得换,就一直在家里放了几个月。当时我读高中也知道爱美了,就央求父亲把裙子给我穿。我试了一下,有点大,就用大头针把胸口那里别起来,穿了居然也挺好看的。

约过了三个月,父亲跟那个女人又掰了。祖父母问父亲分手原因。父亲说那个女人要把我大哥赶到外地去打工,再把我嫁出去,最后让她的女儿和我小弟结婚,家里三层楼的房子房产证上写我弟弟和她女儿的名字。真是个聪明的女人,看上了我们家的房产,算盘也打得好。可惜我父亲也不是省油的灯,自然不会答应这个女人自私又荒唐的要求,所以只好分手喽。

就这样到了1995年,父亲近六十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带着一个9岁的小女孩来到了我家。祖父已经去世,祖母也年纪大了,经常生病,也管不了了。我们三兄妹也二十好几了,人们的观念也开放多了,没有人管这档子闲事了。我们自己也到了谈朋友的年纪。这样相安无事过了几个月。有1天下班回到家,我看到家里有个陌生的大帅哥。我俩一见钟情。后来才知道,他是那个女人的弟弟。刚开始我不同意,觉得这样太乱了。姐弟与父女,这个辈分乱的哟。那个男的他不介意,他说反正他姐姐和我父亲两个人又没结婚。我父亲也不同意。后来我们俩还是在一起了,结了婚。父亲觉得很丢脸,彻底跟我翻脸了。那个女人我的大姑子也只好离开了我们家。

后来父亲就一直进进出出按摩院。我哥我弟在背后说闲话。我就劝他们,老人家很寂寞,有这个生理需求,说明他身体很好。总比强奸或者去猥亵幼女要好吧,没有对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国家不让人逛按摩院,直接关闭不就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了吗?抓人,抓了又放,放了又去逛,逛了又抓,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甚至希望国家把妓院当成一种商业模式来操作,像新加坡一样合法化,并且定期给妓女体检,发放有关药品。社会应该关注一下单身男性,鳏夫的生理需求,这样猥亵强奸的案例会少一些,社会更加安定。曾经写过一篇这样的日记在QQ里,但是不让发布。

前两年我们那快要征收了。有一个七十来岁的婆婆对父亲很好,想要跟我父亲结伴。我们就问父亲那个婆婆是不是因为看到我们家要征收了才跟他好。父亲说不是的,婆婆家里条件很好,儿女都在国外,自己有退休工资。我们就建议他先同居试试。结果试了没到一个星期的他就回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敢问。可是看父亲的表情,我估计是那个婆婆后悔不愿意了。

反正他也七十多了,再也没有什么想法了,就是每个礼拜去逛按摩院两次。到了去年生病了,检查发现得了肺癌,身体一下子垮了,饭也吃不了多少,走路也没力气。直到现在,进进出出医院,已经四次,还不包括去小诊所打点滴。医生说过不了今年了。父亲就像被判了死刑,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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